​光绪皇帝和醇亲王（光绪与其父醇亲王相见礼仪及其他）

光绪皇帝和醇亲王（光绪与其父醇亲王相见礼仪及其他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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坦率地说，笔者对阎崇年老先生的清史百家讲坛图书没有仔细拜读过，原因是因为我曾在书店翻阅过阎老先生的大作，发现他所犯的历史错误颇多，这里就说一下我偶然翻开书随机看到的一页。这一页里讲到光绪入宫之后的苦闷，没有人可以诉说，就连他的父亲醇亲王见到他，也是远远在丹墀处跪下称臣而不敢多言……这简直就是胡说八道了。堂堂清史研究学者，居然不懂得清朝礼仪！

光绪与其生父醇亲王合影，醇亲王端坐，光绪帝垂手侍立一侧。

有清一代，虽然是满族王朝，但是对于儒家思想是全盘接受并进一步神圣化的。康熙皇帝曾亲临山东曲阜孔庙对孔子塑像行三跪九叩的臣见君大礼，亲封孔子直系后裔为世袭罔替的“衍圣公”并赐金顶黄轿，衍圣公来朝更享有“紫禁城御道骑马”的殊荣（与一般的“紫禁城骑马”不同，“紫禁城御道骑马”是指从大清门正门开始，衍圣公一路骑马直跨各道门的中门，也就是皇帝、皇太后专用的御道路线），这已经表明了康熙要以儒家治天下的决心。雍正年间曲阜孔庙大成殿失火，皇帝特旨令仿照故宫太和殿规格重建大成殿，全改用皇帝专用的黄色琉璃瓦，殿柱雕刻盘龙，全是最高规格——要知道即便是亲王王府，殿柱也只能彩绘盘龙而绝不准雕刻盘龙，可见清廷把孔子抬高到了什么样的位置。在儒家思想熏陶下，满清举国上下，对于“父父子子君君臣臣”看得比生命还重要，并把“天地君亲师”提高到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。受此影响，从咸丰朝开始，皇帝的亲叔伯得封亲王郡王者，日常奏对均不下跪。阎老先生大概是受马列主义斗争论思想的影响，认为一对事物如果发生矛盾（比如父亲是亲王，儿子是皇帝，如何行礼？），那么矛盾双方必有一个无条件向另一个妥协（父子关系向君臣关系妥协），这是大错特错的。要知道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和谐，如果一对事物发生矛盾，则会去寻求中庸妥协之道来解决。光绪皇帝和他的父亲醇亲王相见的礼节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虽然说“天地君亲师”五尊排位，君在亲之前，但是这五者并无先后之分，天固然重要，个人固然渺小，但是若无个人，空有天地又有何用？儒家思想对于个人的行事准则，是按照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来排序的，前者（个人）是后者的基础而不能相反。就拿位列五尊最末位的“师”来说吧，有清一代，皇室对汉族师傅极为尊重，曾有皇子（而且是内定的皇太子）因为和汉族师傅顶嘴而被皇帝打死的事情发生，就更不要提亲父和亲子的关系了。

依太和殿规格复建的曲阜孔庙大成殿

再举一个“家”与“国”发生矛盾的例子。

清朝皇帝女儿下嫁额驸，额驸的父母见到公主如何行礼？这个问题曾长期令皇帝头痛不已。虽然清初就规定额驸父母见到公主无需行礼，但实际上额驸父母见到公主总行臣见君的大礼，皇帝虽屡次颁旨禁止也不奏效。到了嘉庆时期，嘉庆皇帝认为额驸父母身为公婆，却给身为儿媳的公主下跪行礼太不像话，于是特颁严旨，明确指出额驸父母给公主下跪行礼这件事“虽合君臣之义，有违人伦大礼”，如果以后额驸父母再给公主行跪拜大礼，则“罪公主”，此旨一出，才算制止了公婆给儿媳下跪的奇特现象。公婆与儿媳尚且如此，那么更亲密的父子之间如何行礼，那就更不必多说。

事实上，慈禧立光绪为帝以后，特颁布一道上谕，明确规定了光绪皇帝和其父醇亲王的关系和相见礼节，核心内容如下：

第一， 醇亲王为“皇帝本生考”。也就是说，醇亲王是光绪皇帝的生身父亲（因为光绪此时已经过继给咸丰皇帝为子），明确了光绪皇帝和醇亲王之间有父子关系；

第二， 醇亲王在两宫皇太后面前称臣，在光绪面前不称臣。也就是说，醇亲王和光绪之间没有君臣关系；

第三， 醇亲王与光绪相见，“行家礼”。也就是说，醇亲王与光绪相见，光绪皇帝要给醇亲王下跪请安，而醇亲王因为儿子是皇帝的缘故，所以不能像其他老子那样坐着接受儿子的跪拜请安，而是垂手肃立来接受儿子的跪拜。同样道理，因为儿子是皇帝，醇亲王是不能直呼光绪名字的，但也不叫“皇上”（因为只有臣对君才称“上”），而是像太后太妃那样，称呼光绪为“皇帝”。

在醇亲王薨逝以后，清廷特颁懿旨，规定了醇亲王的丧葬规格，规定为“葬礼如亲王，祭祀如皇帝”。这样的规定，是为了方便光绪及其后继者（同时也是醇亲王的子孙）名正言顺给醇亲王披麻戴孝守灵、行三跪九叩大礼祭祀而特别制定的。

载沣有点老，但演绎得很真实，皇帝明黄色朝服外面罩着四团正龙龙褂

与之类似，宣统皇帝入继大统以后，他的父亲，第二代醇亲王载沣所享受的待遇也与第一代醇亲王类似，也就是在隆裕皇太后面前称臣，在宣统面前不跪不臣，父子相见行家礼，享有“紫禁城御道骑马” “宫廷内随意上下马”的特权。《末代皇帝》里载沣及其福晋进宫看望溥仪，见到皇帝以后，载沣就一直端坐在马上并不下马，而其福晋则端坐在杏黄色轿中并不下轿，演绎的是非常符合历史史实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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