​1900庚子国变困局，大清帝国的战与和

1900庚子国变困局，大清帝国的战与和

1900年是中国农历的庚子年，此时的大清帝国，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之前，正处于内外交困的艰难环境中。

自1898年8月以来，慈禧太后发动政变，废止了光绪皇帝破釜沉舟实行了103天的“戊戌变法”。将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斩杀于北京菜市口，并将光绪软禁在瀛台，再次临朝训政。

大清帝国失去了前进的目标和希望。

与此同时，已经开眼看世界，且经历过变法的国家，也没有了后退的余地和可能。

进退失据中，大清帝国的内外矛盾空前激化。

代表保守派利益的慈禧太后，虽然取得了政变的成功，却加剧了帝国的分裂。

面对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，掌权的慈禧太后及其保守派同党根本没有应对的能力。

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，大清帝国内的各方势力对现实彻底失望，开始自行其是。根据目标和行动方式，这些人大致分为三派：

一、混杂着民族主义的强硬保守派

以庄亲王载勋、端郡王载漪、兵部尚书大学士刚毅、吏部尚书大学士徐桐、山东巡抚毓贤等满清勋贵和守旧大臣为代表人物。

爱新觉罗·载勋

这些人大多是反对戊戌变法，支持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的当权实力派。

他们认为，大清本身没有大问题，即使有问题也是那些嬗变“祖宗之法”的幸进小人造成的。

危机的根源在于洋人的干涉与胁迫，只要能够解决洋人，就能回头解决国内问题，确保政权稳固。

二、较为开明的立宪改良派

以两广总督李鸿章、湖广总督张之洞、山东巡抚袁世凯、流亡海外的康梁余党、辞官办实业的末代状元张謇等督抚大员、变法旗手、地方士绅领袖为代表人物。

李鸿章

这些人虽然彼此之间有矛盾，如李鸿章对康有为变法的激进存疑，袁世凯背叛变法向慈禧太后告密，张謇对李鸿章对外一味求和不满。

但总体来说，他们比较务实，共同的目标是通过改良政体，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现状。

三、希望推翻政权的革命派

以孙中山为首的留洋知识分子、低级青年军官、地方帮会头领为代表人物。

他们的思想更开放，行动更激进，目标是通过暴力革命手段推翻满清政府，建立美式的共和国政体。

让我们回到正题。

1898年8月戊戌变法失败以后，直到1900年8月八国联军进京前，2年的时间里，掌握大清帝国中枢主导权的是保守派。

此时革命派的实力仍很弱小，暂且不论，而改良派则与保守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。

斗争的焦点，就是光绪皇帝的废立。

斗争的激烈程度逐步升级，共经历了3个阶段：

第一阶段：保守派以光绪皇帝病重为理由试图废帝，被改良派坚决抵制未能得逞

1898年9月，戊戌变法失败后仅1个月后，被软禁的光绪皇帝就传出“病势沉重、恐将不起”的消息。

保守派大臣四处串联，鼓动慈禧太后废黜光绪皇帝，然后选取后嗣继承大统。

此举受到了改良派地方督抚的强烈反对，慈禧太后授意直隶总督荣禄，私下询问督抚意见。

两江总督刘坤一代表各地督抚回复荣禄：君臣之义至重，中外之口难防。坤一所以报国者在此，所以报公者亦在此。（君臣的上下礼仪是最重要的事情，废帝之事堵不住中外各国悠悠众口。我报效国家是为了皇帝，为你荣禄驱使做事也是因为皇帝的缘故）

刘坤一

刘坤一言辞隐带威胁，让慈禧太后不得不慎重考虑其意见。

另外，康有为、梁启超等人在海外奔走，争取列强各国的同情也颇有成效。列强各国出于为瓜分中国制造借口的原因，也乐于反对慈禧太后的守旧势力废黜光绪皇帝。

英国军舰直接开到大沽口外，各国公使集体发出照会，向清政府质询光绪皇帝的健康情况，甚至表示：如果光绪皇帝死去，各国不能承认新皇帝，也不能承认“一个窃居中国宫廷的僭篡摄政”（指慈禧太后）。

迫于压力，慈禧太后最终同意外国医生为光绪皇帝诊病。外国医生诊治的结果，确认光绪皇帝体虚，但没有大病，绝无“不起”的情况。

废帝之事只得作罢，但慈禧太后与保守派势力，对列强各国的干涉十分愤恨。

第二阶段：保守派以无子为理由试图逼迫光绪皇帝退位，仍被改良派坚决抵制，仅将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立为“大阿哥”

1899年冬，废立皇帝的议论再次甚嚣尘上。

保守派大臣继续串联上奏，鼓吹皇帝退位。

荣禄以此向李鸿章问询，李鸿章起身大声斥责：此何等事，讵可行之今日。试问君有几许头颅，敢于尝试此事?如果举行，危险万状。各国使臣，首先抗议，各省疆臣更有仗义声讨者，无端动天下之兵，为害曷可胜。（废帝这种事怎么可以在现在实行？你荣绿有几颗脑袋，敢干这种事？如果真的干了，将会万分危险，列强各国都会群起抗议，地方督抚也会起兵声讨，天下大乱，危害不可胜数。）

于是，荣禄在单独向慈禧太后奏对时，力劝慈禧太后先立“大阿哥”，徐图皇帝退位禅让之事，得到了慈禧太后的首肯。

这里有必要谈到一个特殊的人物：荣禄。

荣禄

荣禄是镇压戊戌变法的主要执行者，担任直隶总督，长期掌握京畿的军权。很多时候，他站在保守派一边，但他其实并不是一个保守派。甚至，他的内心可能更倾向于李鸿章等人的改良。

只是，身为慈禧太后最倚重和亲信的大臣，荣禄必须以慈禧太后的利益作为最高的考量。

1900年1月24 日，慈禧太后召集王公大臣会议，会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诏书，称光绪皇帝孱弱多疾，久无后嗣，上负祖宗社稷，下误黎民百姓，决定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为皇储"大阿哥"。

保守派努力造势许久，最终只将皇储之位拿下，自然是万分的不甘心。

他们意识到，想要替换皇帝，列强各国反对这一关无法避免。

由于担心光绪皇帝有朝一日复位亲政，会清算戊戌政变的罪责，保守派终于下定决心拼死一搏。

第三阶段：义和团进京，保守派利用义和团逼迫慈禧太后向列强宣战。改良派拒绝开战，地方督抚联合实施东南互保

1900年初，在保守派的纵容和庇护下，兴起仅仅1年多，以“扶清灭洋”为口号的义和团运动扩展到了京津地区。

义和团

此前，义和团的“灭洋”行动，已经引起列强的警惕和不满，各国都在催促清政府尽快剿灭这股“匪徒”，迫于压力，清政府公开下令“严行禁止”。

但是，保守派提出“抚而用之，缓急可恃”的主张。

在他们的指使下，部分清军将官也拒绝朝廷命令，反对剿杀义和团。

如进京护卫的甘肃提督董福祥就说：“不能杀此老百姓苦娃娃为辞。”

而贝勒载濂表示，宁可被“严加议处”，也绝不拿问义和团。

在这样的形势下，义和团的发展更加如火如荼，甚至到了清军士兵与义和团“有若一家”的地步，大批清军士兵加入义和团。

“北京城内，官兵任其猖獗，城门口由其出入。”

“每有团民出巡，清军为其喝道开路。”

这种情况，大大出乎了慈禧太后的意料。

这里需要说明一下，此时的慈禧太后虽然是保守派的领袖，思想上也更倾向于保守派。但作为大清帝国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，她的立场与保守派大臣并不完全一样。

更多的时候，慈禧太后只是在利用保守派的力量来维护自己的统治。

当保守派开始对她进行逼宫，列强各国的压力越来越大的时候，慈禧太后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。

于是，1900年上半年，清廷发布的命令一直处于“自相矛盾”和“精神错乱”当中。

一面派保守派刚毅等人前往义和团的大本营良乡、涿州，“宣布朝廷德意”，默许义和团进入北京。

一面不断惊呼：“京畿重地，扰乱至此，若不严加惩办，为祸不堪设想。”

同时，列强各国的态度也越来越强硬。

4月6日，各国公使发布联合照会，限令清政府在两个月之内，剿灭义和团，否则将代为剿平。

一周后，天津大沽口外的海面上就出现了英、法、美、俄等国前来"示威"的军舰。

1900年5月20日到31日，各国公使召开了两次会议，提出如果中国政府不立即采取行动剿灭义和团，各国使节应马上调来卫队。

直到1900年5月27日，万余名义和团众控制了顺天府南部重镇涿州，使当地政府陷于瘫痪。

涿州事件成为了事态从量变到质变的转折点。

5月28日，英国公使窦纳乐感到使馆区有可能出现危险，要求停泊在大沽口附近的17艘外国战船增援。

5月29日，列强各国正式向清政府提出要求，派兵进京保护使馆。

5月31日，此前一直反对各国派兵进京的慈禧太后，指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致函各国公使，终于同意各国派兵进京，但规定每个国家来京军事人员不得超过30名。

但自5月31日到6月6日，各国增援驻京使馆的兵力已经接近1000人，远远超过慈禧太后“一厢情愿”的规定。

此时，列强各国剿杀义和团的命令也已经发布，外国士兵开始自行保护使馆和教堂，并上街搜捕击杀义和团成员。

6月10日，英国远东舰队司令西摩尔中将率领2053名联军，从塘沽登陆赶往天津租界，当天就乘火车向北京进发。

列强各国的增兵，反过来又刺激了义和团。

6月10日，义和团大举入京，人数达到10万。同日，北京的外国使领馆对外通讯断绝。

6月11日，日本驻华使馆书记杉山彬被清军中的义和团成员杀死 。

6月13日，义和团进入内城，当天就烧毁了11所教堂。3000多名天主教徒逃入西什库教堂，2000多名基督教徒逃入东交民巷的使馆区。义和团继续在北京放火烧毁教堂和一切与西洋有关的事物。

东交民巷

6月14日，西摩尔率领的联军在天津、廊坊一带，受到数千名义和团和负责京津铁路防务的清军阻击，与外界的联系中断。

6月15日，义和团开始在北京城内大肆烧杀抢掠，保守派成员也受到牵连。吏部尚书孙家鼐、大学士徐桐的家被抢掠，徐桐(时年八十)更是被义和团拖出去批斗。

短短数日之内，大清帝国的首都陷入一片混乱。

眼看局势失控，6月15日，慈禧太后急召两广总督李鸿章，和山东巡抚袁世凯进京。

结果，外地的改良派督抚都在冷眼旁观，默不应召。

6月16日，慈禧太后召开御前会议，决定清廷的大政方针。

从6月16日到6月20日，御前会议一共开了5天。讨论的问题主要有2个：

1、对义和团是剿是抚？

2、对洋人是战是和？

显然，这两个问题是相互关联的，如果决定对义和团用抚，则必然与洋人开战；如果决定与洋人和谈，则义和团必须剿灭。

但其实，御前会议的讨论早就没有了意义。

在京的义和团已有10万之众，又与清军结合，根本没有短时间内剿灭的可能。

一旦明令剿灭，义和团甚至有可能比洋人更快的攻进紫禁城。要知道，义和团最初的口号可是“反清复明”。

成心利用义和团的保守派，也已经是骑虎难下。他们点燃了大火，却没有灭火的能力，义和团的行动根本不受控制。

仍然执掌中枢的保守派只能硬着头皮一条道走到黑，继续支持义和团。因为义和团被定性为乱匪进行剿杀，马上就会追究他们放纵义和团的罪责。

更何况，此时的保守派依然抱有幻想，希望将祸水引向他们仇恨的洋人，迫使洋人让步，达到他们废黜光绪皇帝的目的。

北京城内，最大的政治力量（保守派）和最大的军事力量（义和团）站到了一起，决定了义和团不能剿，也就决定了与洋人的开战无法避免。

事实上，就在召开御前会议同一天的6月16日，发生了两件事进一步激化了事态。

1、义和团开始围攻西什库教堂。

2、天津大沽口外，各国联军的军舰已经做好了登陆准备。

不过，慈禧太后还抱着最后一丝希望，想要劝退洋人，进行和谈。

于是，在前三天的会议上，主和言论竟然一度占据了上风。

改良派大臣许景澄、袁昶、徐用仪等人，极力主张不可开战，只能和谈。

身为傀儡，已经被软禁，1年多没有发言的光绪皇帝，忍不住从御座上走下来，拉着许景澄的手问道：“许景澄，你是出过洋的，在总理衙门办事多年，外间情势，你当知道，这能战与否，你须明白告诉我。”

许景澄

许景澄含泪回奏道:"闹教堂伤害教士的交涉，过去办过。至于杀使臣，烧使馆，即使国际上亦罕见，不得不格外审慎。依大清实力，难敌一国，更不用说数国联军，臣以为和为上策。"

慈禧太后避重就轻的表态：京城扰乱，洋人有出兵借口，怎么办？

光绪皇帝回身怒斥众臣误国，不能弹压乱民。一时间，无人说话。

随后，慈禧太后顺势派遣主和的许景澄、立山等人前往各国的在京使馆，劝阻各国联军入城。果不其然，英国公使窦纳乐代表各国拒绝了清廷的所有要求。

如上文分析，议和其实是个假命题。

在守旧派放出猛兽，引导义和团大举入京时，与列强各国的和谈就已经不可能实现。

以光绪皇帝为首的主和派，在此时的争取，与其说是不切实际的幻想，不如说是无奈情况下的政治表态。

据说，许景澄在回奏光绪皇帝后，就知道自己必死无疑。

他对身边的人交待：各国联军行将入都，事不堪问矣，日后和约之苛不待言，君等当预筹之。（各国联军就要入城，形势糟糕到没有说的必要了，事后和谈时的条件一定非常苛刻，你们要早做准备）

可见，他早知道和谈不可能成功，与洋人作战已成定局，且一定会战败。

一个多月后，7月28日，主和的改良派大臣许景澄与袁昶被杀。

许景澄兼任京师大学堂（北京大学的前身）总教习（校长），在死前，他担心学校的经费，让人取来存在俄国银行的四十万两办学经费银子的存折，全部交给朝廷，又嘱咐防止外国人赖账，然后就刑。

京师大学堂师生合照

6月17日，各国联军攻陷天津大沽口炮台。

6月19日，大沽口炮台沦陷的消息传到北京，京城内群情激愤。义和团出现了要进攻东交民巷（外国使馆区）的迹象。

御前会议上的风向彻底转变，保守派的主战意见占据了上风。

6月20日，在京的德国公使克林德，在前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途中，被保守派端郡王载漪统领的虎神营官兵杀死。

在克林德被杀的当天，义和团带领群众开始围攻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。

事情到了这个地步，已经一发不可收拾。

慈禧太后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，决心团结保守派和义和团，与各国一战。

6月21日，结束了御前会议的慈禧太后，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《宣战诏书》，向英、美、法、德、意、日、俄、西、比、荷、奥十一国同时宣战。

6月25日，保守派载漪、载勋等人率义和团六十多人直奔瀛台，想要杀死光绪皇帝，被慈禧太后阻止。

《宣战诏书》发布后，慈禧太后催促两广总督李鸿章北上勤王。老辣的李鸿章直接回绝："此乱命也，粤不奉诏"。

同时，李鸿章联合两江总督刘坤一、湖广总督张之洞、两广总督李鸿章、闽浙总督许应骙、四川总督奎俊、铁路大臣盛宣怀、山东巡抚袁世凯等人，与英、法等各参战国签订协议，直接退出了战争。（史称东南互保）

7月14日，整合后的八国联军占领了天津。

8月11日，绝望的保守派表演了最后的疯狂，强行处死了主和的改良派联元、立山、徐用仪。

8月12日，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的门户通州。

8月14日凌晨，八国联军来到北京城外。

八国联军

8月16日，北京陷落，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化妆之后仓皇出逃。京城内的保守派大臣，除少数人自杀外，四散奔逃。

至此，大清帝国这场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，以保守派企图废黜皇帝而引发的风波，终于走到了一个最坏的结局。

可以看到，围绕着光绪皇帝废立的问题，保守派与改良派展开了殊死的斗争，却双双落入困境、无法自拔，最终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。

保守派的废帝计划失败，在战后被大量清算，彻底退出了历史的舞台。

改良派则丧失了大量精英，在战后负责签订条约，背负了卖国的骂名。

在这场困局中，斗争的双方都有着自己的理念和苦衷，都在夹缝中做着不得已的选择，但其结果就是，让这个老旧帝国的最后一层遮羞布被彻底撕碎。

在此之后，曾经弱小的革命派开始崭露头角，逐渐承担起自己的历史使命。

而大清帝国虽然还在凭借惯性蹒跚前行，却已是最后的回光返照。